在當今國際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世界文學已成為一個備受學者們熱議的前沿理論話題。雖然在中國的語境下，世界文學長期以來一直被當作大學中文系的一門課程，但所涉及的范圍主要是外國文學，并不包括中國文學。世界文學于21世紀初率先在西方再度興起，并被迅速介紹到中國學界。在這方面，我本人起到了一定的引進和推進作用。但我同時認為，中國學者不僅應跟蹤并介入由西方學者發起的關于世界文學問題的討論，更應從中國的立場和視角積極參與討論并發出中國聲音，讓我們的批評性參與給長期以來被西方中心主義主宰的國際學界提供中國元素。本文旨在弘揚世界文學研究的中國視角，以改變長期以來中西文學單向借鑒之情勢。

【資料圖】

經濟全球化與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并非一個全新的話題，它早在1827年就由德國作家和思想家歌德提出并加以概念化了。如果要探討這一術語的使用，則可再往前推，但為什么直到21世紀美國學者再度提出這一概念時，就一下子成了一個熱門話題？這顯然與時代氛圍不無關系。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不同民族、國家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因而形成了一個實際上的命運共同體。世界文學已不再是歌德時代的“烏托邦”想象，而更是一個凸顯在我們面前的審美現實。作為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我們更為關注世界文學語境下中國文學的地位及其研究狀況，因為這也是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課題。中國學者參與其中的意義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首先，用以促進國際上的學術交流；其次，借以了解西方主導的國際學術理論前沿對中國的關注；最后，通過我們與西方以及國際同行的對話和交流，把中國文化和文學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最終消解單一的中心。由此可見，在中國的語境下研究世界文學就應當具有中國視角，這樣我們提出的觀點才能引起西方乃至國際學界的重視。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探討經濟全球化現象以及文化生產和文學批評作用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在《共產黨宣言》中，兩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描述資本的無限擴張給精神文化的生產造成的影響時，頗有遠見地指出：“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因此，在我看來，從中國的視角進入世界文學研究，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實際上，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翼知識分子的研究也大都基于這一點。

為什么要再次強調世界文學的經典性

“我越來越認為，詩是人類的共同財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時間創造出來……一國一民的文學而今已沒有多少意義，世界文學的時代即將來臨，我們每個人現在就該為加速它的到來貢獻力量。”學界一般認為，1827年，年逾古稀的歌德正是在讀了一些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非西方文學作品后，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

今天，隨著世界文化和世界語言版圖的重新繪制，世界文學已經成為一個審美現實：通過翻譯這一中介，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在多個國家和不同的語境下廣為流傳；一些具有雙重甚至多重國籍和身份的作家在一個跨文化的語境下從事寫作，涉及一些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文學研究者自覺地把某個國別的文學放在一個世界性的語境中來考察和比較研究，等等。顯然，世界文學已成為我們的文學生產和理論批評的實踐。

但世界文學并不是一個固定的現象，而是一個旅行的概念。在其旅行和流通的過程中，翻譯扮演著重要角色。可以說，沒有翻譯作為中介，一些文學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學傳統中處于“死亡”或“邊緣化”的狀態。同樣，在世界各地旅行過程中，一些本來僅具有民族和國別影響的文學作品經過翻譯將產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因而在另一些文化語境中獲得持續的生命力。相比之下，另一些作品也許會在這樣的旅行過程中由于本身的可譯性不明顯或譯者的誤譯而失去其原有的意義和價值。這說明，世界文學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語境中有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中國也有自己的世界文學版本。在承認文學具有共同的美學價值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承認各民族、國別文學的差異性和相對性。只有將文化普遍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這兩種態度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對世界文學得出較為客觀公允的理解，因此世界文學也應該是一個復數的形式。

在討論世界文學是如何通過生產、翻譯和流通而形成時，美國學者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什么是世界文學？》一書中提出了一個新的三重定義：“1、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2、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有所獲的作品；3、世界文學并非一套固定的經典，而是一種閱讀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觸我們的時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種模式。”他的這個定義雖然影響很大，但引起的爭議也很大。

筆者從戴姆拉什的定義出發，參照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對戴姆拉什的定義進行了一些修正和發揮，提出對世界文學概念的理解和重建。在我看來，世界文學應這樣界定：1、世界文學是東西方各國優秀文學的經典之匯總；2、世界文學是我們的文學研究、評價和批評所依據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視角和比較的視野；3、世界文學是通過不同語言的文學的生產、流通、翻譯以及批評性選擇的一種文學歷史演化。

我這里之所以要再次強調世界文學的經典性，就是直接針對戴姆拉什的“去經典化”傾向并與之商榷。在我看來，首先世界上各國作家用各種語言撰寫的文學作品浩如煙海，即使是一個語言天才也不可能學會所有的主要語言，他在閱讀世界文學作品時不得不有自己的選擇，這個選擇的標準就是其經典性和卓越性。其次，對翻譯的依賴只是一種途徑，一旦一部作品被譯成另一種語言，它就勢必要經過那一語境中的批評性選擇。因此，我認為上述三個因素都可以對世界文學的建構和重構作出貢獻，而且也都值得我們作進一步深入探討。

確立評價世界文學的標準

評價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屬于世界文學應當有一個標準。當然，我們可以說，從不同的角度著眼便可確立不同的標準。一方面，我們主張任何一部文學作品要想進入世界文學的高雅殿堂，我們對其的衡量標準就應該是相同的，即這種標準應具有一定的普適意義；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考慮到各國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兼顧世界文學在地理上的分布，否則一部世界文學發展史就永遠擺脫不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藩籬。

由于文學是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形式，因此對其的評價不可避免會受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盡管如此，判斷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屬于世界文學，仍然有一個相對客觀公認的標準，在我看來，它必須依循以下原則：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時代精神；二、它的影響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語言的界限；三、它是否被收進后來的研究者編選的文學經典選集；四、它是否能夠進入大學課堂成為教科書；五、它是否在另一語境下受到批評性的討論和研究。在上述五個方面，第一、二和第五個方面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第三和第四個方面則帶有一定的人為性，因而具有相對的意義。

從上述五個方面來綜合考察，我們才能夠比較客觀公正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屬于世界文學。

中國視角的世界文學研究及翻譯

我本人對世界文學的一些看法，產生自我的中國立場和中國視角，同時也產生自我與西方的世界文學研究者的切磋、交流和對話過程。在這樣的對話中，有時我受到西方學者的影響和啟迪，有時西方學者也受到我的影響和啟迪。這是我們作為中國的世界文學研究者所應采取的態度,也即我們在與西方學者的對話中，不應過于謙卑，一味地以學生的姿態向他們提出問題，希望得到他們的解答，而應在適當的時機亮出自己的觀點，促使他們對之進行批評和討論，這樣才能達到不同文化之間的互鑒。

毋庸置疑，世界文學始終處于一種旅行的狀態。在這一過程中，某個特定的民族和國家的文學作品具有了持續的生命力，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中國近現代對西方和蘇俄文學的大面積翻譯上。在中國的語境中，我們有自己對世界文學篇目的主觀的能動的選擇。正是這種對所要翻譯的篇目的能動的主觀選擇，才使得世界文學在中國有了其不同于在西方的境遇。

當然，不可否認，早先我們中國作家對世界文學的態度是盡可能接近它，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就是如此。而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這種態度依然得到傳承。針對中國當代作家日益迫切的對外開放心情和需求，湖南文藝出版社曾出版一本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文集，名為《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在這本書的導言中，主編曾小逸把世界文學時代的來臨當作一種“總體的”世界文學。盡管曾小逸希望看到的中外文學交流是雙向的，但當時由于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勢，以及中國的綜合國力，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仍然是一種單向的關系，也即中國文學比較多地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尤其是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而較少對后者產生影響和啟迪。

今天，當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和政治大國時，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就是要重新塑造中國的文化和文學大國形象。這已經從國家近幾年實施的一系列推動中國文學和人文學術“走出去”的外譯項目的實施中初見端倪。中國學者的研究因為具備了一種中國視角，所以在世界文學研究中才能夠獨樹一幟，并日益吸引國際學界的批評性關注。

（作者：王寧，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

來源：光明日報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