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2018年來已經處罰的私募機構案件超10件，雖然行業監管趨嚴，但亂象依然存在。

在某互聯網公司赴港上市估值達千億美元的消息在圈內轉發之時，資深投資人士劉先生(化姓)根據其盈利能力、模式以及市場平均估算水平測算認為，其估值大概在100多億美元，不過，截至其上市前，市場估值仍高達600億—700億美元，比市場平均水平超出數倍。

“這是目前股權私募基金的一個常見的操作方式，通過砸錢和做市值，推高企業市場估值，再通過IPO或并購將風險轉嫁給公開市場的投資機構或投資者。”劉先生近期對長江商報記者表示，“雖說為投資人賺錢是私募基金的職責所在，但炒高估值再推向上市的做法實際涉及證券欺詐。”

這只是私募行業中的一個灰色操作手法。事實上，長江商報記者近期多方調查發現，盡管私募行業正在走向更為正規化、專業化，但行業種種亂象依然存在。

長江商報記者統計發現，2018年以來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已經處罰的私募機構案件超10件，落地的私募行業監管體系日漸完善。已查實的10起案件分別涉及違規經營、利益輸送、操縱市場、老鼠倉四類違法行為，主要涉及資金募集環節、投資運作環節、利益輸送以及登記備案不規范四大問題。不過，正如多位行業人士所言，私募行業仍需完善法律、加強監管，維護行業的市場秩序和投資者的權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一級市場為短期利益催大企業業績

“這在業內是一種見怪不怪的事情。”劉先生對長江商報記者直言，“在一級市場，為了謀取短期利益，部分私募機構聯合其他投資機構催大企業業績，導致企業估值泡沫化，企業業績水分多。”

一位金融公司投資負責人也曾遇到相似的場景。在參與一家Pre-IPO企業融資意向會議時，他對該企業成立僅3年多就估值幾百億、每股股價數十元的價格表示懷疑。但這絲毫不影響當時一些知名私募機構的追捧。

“從盈利能力和成長空間來說，這類企業起碼還有幾年的虧損期，扭虧時市場環境肯定早已變化。我當時就認為水分太重。”該負責人對長江商報記者表示。

長江商報記者查詢發現，該負責人所提到的企業在香港上市時發行價約為59.7港元，但截至上周末，股價仍跌破發行價，相比最高股價下挫40%左右。每股收益為-0.68港元，市盈率(每股市價與每股盈利的比率)為-66.71。

根據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統計顯示，2018年第一季度中國創投市場共發生投資1034起，披露投資金額的765起投資事件共涉及525.42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了5.5%;平均投資規模高達6868.22萬元，是2017年全年平均投資金額的1.5倍，再次刷新歷史紀錄。投資規模上漲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創業投資市場投資階段后移明顯，再加上優質項目的稀缺性導致機構扎堆投資，優質項目估值居高不下，資金頭部效應日趨明顯。

“成熟的股權私募基金投資邏輯應該是，每一個投資機構都有自己擅長或熟悉的領域與行業，通過自己的一整套篩選體系，過濾掉不成熟有水分的項目，而不是用自己的錢把這些項目的規模砸出來后期待上市退出獲益，更不是盲目跟風和追熱點。”北京某私募人士對長江商報記者表示。

“近期的幾起港股IPO估值均偏向過高，有的甚至估值炒高近10倍，但一些私募機構卻偏愛‘博傻’，通過投機方式IPO退出賺錢，這些高估值無疑都是在投資者的推動下完成的。”劉先生稱，這就容易出現上市破發的現象出現。

事實上，從上市后不久就破發的“獨角獸”平安好醫生，到眾安保險、閱文集團、易鑫集團、雷蛇等，這些公司背后都對應著一批“追高”的PE投資者。有資本人士表示，這些公司的成長性和規模體量都不差，但估值虛高問題卻較大可能存在。

二級市場亂象集中在高杠桿配資

如果說在一級市場的“炒高”和“哄抬”有資本逐利的動機，違規違法情況在目前的法律體系下尚不明顯，那么在二級市場，部分私募基金，聯合其他投資機構，參與上市公司股票的炒作，或跟風，或做老鼠倉，或拉抬操縱股票價格，明顯觸及法律紅線。

2018年，5月4日，證監會官網對5宗案件作出的行政處罰公示，其中1起明顯涉及上述操作手法。

私募機構廣州安州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簡稱“廣州安州投資”)實際控制“廣州安州-安州價值優選2號證券投資基金”(以下簡稱安州優選2號)等22個產品所開立的25個賬戶(含普通賬戶和信用賬戶，簡稱賬戶組)，在2015年6月26日至29日、8月26日至28日采用尾市拉抬、盤中拉抬等方式操縱“節能風電”價格。資料顯示，廣州安州投資在2015年6月，因操縱“節能風電”獲利3874萬;2015年8月，因操縱“節能風電”股價獲利1183萬;賬戶組共計獲利5057萬。

證監會處罰顯示，沒收廣州安州投資違法所得5057萬元，并處以5057萬元罰款;對王福亮給予警告，并處以60萬元罰款。私募機構廣州安州投資因操作市場被罰沒了過億資金。

該機構在2018年4月初，曾因持有“京山輕機”“經緯紡機”“蘇州固锝”和“中核鈦白”等4家公司股票分別達到上市公司總股本的5%時，未依法履行報告、通知及公告義務，被分別處以30萬罰款，合計處以120萬罰款。

在2018年3月，證監會對上海拓璞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資總監文宏的處罰決定書，則將私募機構管理相關負責人進行“老鼠倉”交易的違法行為公之于眾。2015年2月1日至12月31日，文宏在同時作為“汪某”證券賬戶實際操作人和“萬聯證券拓璞2號”賬戶投資經理期間，“汪某”證券賬戶與“萬聯證券拓璞2號”存在趨同交易情況。期間，汪某深圳股東賬戶共參與了深市32只股票的交易，成交金額合計18701萬元;汪某上海股東賬戶共參與了滬市25只股票的交易，成交金額合計19249萬元。27只趨同交易股票的趨同金額為1.84億元，趨同股票占比47.37%，趨同交易收益為251.44萬元。

“處罰的多是之前的案例，不過卻反映出私募機構的一些常見的違規違法操作手法。”一家私募機構人士對長江商報記者表示，“二級市場的私募亂象主要集中在高杠桿配資，為了謀取利益，私募機構會‘鋌而走險’違規違法參與股價操縱。”

累計354家私募機構處于失聯狀態

“比較擔憂的是一些私募機構進行‘短融長投’和‘自融自投’的違規操作。這些較為隱蔽且容易出現道德風險。”北京一中型私募機構人士對長江商報記者表示。

所謂“短融長投”，指的是私募機構在融資過程中，本向投資人募資的資金為短期資金，卻更多投向了長期項目，在投資封閉期解禁后，難以向投資人兌現投資回報和本金的情況。而“自融自投”，是私募機構將所募資金投向關聯企業或者旗下公司，這就容易造成所投項目回報不達預期等問題。

“資金錯配問題有其明顯的風險，容易引發流動性風險、影響系統運作的穩定性以及可能存在市場違約風險等。”該私募人士指出，“自融問題則會造成內部利益輸送，最終損害的是投資人的權益。”

有行業專家指出，投資市場比較容易面臨短期資金募資容易而長期資金募資難的問題，若私募機構打著短期募資的“幌子”實際將投資人的錢投向長期退出的項目，則涉嫌欺瞞行為和違規宣傳等。

除了投資端，在募資端，向投資者承諾保本或最低收益、向不特定對象宣傳推介私募基金產品、向不合格投資者募集資金等，也是私募行業目前常見的一些違規違法現象。

此前，長江商報記者就曾在一家自稱“已備案”的私募機構基金經理處，聽聞其推介被“拆分”的“基金產品”。“一份5萬—10萬，10份、20份為一個LP(有限合伙人)，投資人可以得到一份證書，公司再把這些投資人做成一個LP(有限合伙人)，不超過200個LP(有限合伙人)投向某新三板上市前企業。”該公司的私募經理介紹說。

不過，在3個月后，就傳來該公司老總跑路失聯的消息。而投資人維權的信息則一直在進行之中。

這種違法的募資方式，被多位業內人士稱為“披著私募外衣”的非法集資行為。

事實上，近日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公布了第21批擬失聯私募機構名單，涉及123家機構，其中有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私募機構失聯最多。數據顯示，自中基協開展自律核查工作以來，累計有354家私募機構處于失聯狀態，有128家機構已被注銷登記，有9家機構已自行申請注銷登記。

這些失聯私募機構中，不乏有私募機構涉嫌非法集資、出現資金兌付等問題，還有些私募在投資業務上出現各種違法違規行為。

“從近期的監管政策來看，私募監管逐漸趨嚴，近期大量政策出臺。資管新規明確了私募基金也納入監管范圍。不過，私募基金機構的違法成本依然較低，不少應該規范的灰色地帶仍然不夠完善。私募行業在保持其私密性、靈活性的同時，也應該有更為規范的法律監管系統和行業自律系統。”一資深行業人士對長江商報記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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