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敏團隊出海采集基礎數據。受訪者供圖

(資料圖)

東南網8月20日訊（福建日報記者 林蔚 通訊員 吳昊昊 實習生 陳斯琪）

每次增殖放流要投放多少量的魚苗？

大黃魚產量如何有效恢復？

現行漁業管理政策該如何優化？

……

這些多年來困擾大黃魚漁業資源保護的難題，在近日廈門大學海洋與地球學院劉敏教授團隊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中得到了清晰有據的解答。

這篇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Ecological Indicators（《生態指標》）的研究論文，題目為《從生態系統角度評估有限數據管理程序的性能：中國閩江口大黃魚的案例研究》。該研究結合生態系統能量流動模型與管理策略評估模型，為優化大黃魚增殖放流布局、促進大黃魚漁業資源恢復提供了科學依據。

喚醒福建人的餐桌記憶

2008年在香港大學工作時，劉敏就在Fish and Fisheries（《魚類與漁業》）這一漁業研究的國際著名期刊上刊發了《一個捕撈漁業崩潰的剖析：為何海水養殖未能拯救大黃魚》。該論文以綜述的方式，對野生大黃魚漁業資源的歷史、現狀、未來進行了總結和思考，其中提出的多個專業問題，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學界研究的課題。

“2008年的這篇論文，從資料搜集、閱讀和數據分析、構思到最終發表，歷時三年，可以算作我對大黃魚漁業資源保護研究的開始。”劉敏介紹。作為福建人，她從小就對大黃魚有著深厚的情感：“小時候吃的大黃魚都是野生的，獨特又鮮美的滋味讓人難忘。”

美味的野生大黃魚曾經是福建人集體的餐桌記憶。

大黃魚漁業是我國傳統“四大海洋漁業”之一。歷史上，大黃魚就是我國近海主要的經濟魚類，北到黃海南部、南到雷州半島，都是大黃魚棲息繁衍的海域，其中尤以福建、浙江的近海種群數量最多。

寧德官井洋，是大黃魚棲息海域中的一個重要地標。“歷史上報道過的大黃魚15個產卵場，雖然都在近海，但寧德官井洋是唯一一個內灣型產卵場。福建省的大黃魚漁業數據主要來源于寧德官井洋，以及餌料豐富的河口水域覓食場，如閩江口、九龍江口等。”劉敏說。

“首先，我想特別指出的是大黃魚的產卵集群和越冬集群行為。已知的大黃魚產卵場均分布在近海30米水深以內的水域，而越冬場水深則在60~80米。”劉敏在接受采訪的最開始就對大黃魚的典型生物學特征進行了闡述。

在上世紀50—80年代，人們對大黃魚產卵群體和越冬群體的過度捕撈，導致其種群無法得到可持續補充。最終，大黃魚漁業資源在上世紀80年代末走向崩潰。

“按照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評估標準，如果某個物種的捕撈量或種群數量下降50%以上，可視為受威脅的物種，而我國東海大黃魚的捕撈量從上世紀60年代的約20萬噸，下降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不到1萬噸，降低了約95%。”劉敏解釋道。

在這一背景下，福建于1985年成立了“官井洋大黃魚繁殖保護區”，并開展了大黃魚人工育苗和養殖。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實現了全人工育苗，大力擴大大黃魚養殖規模。目前，全國大黃魚的養殖產量已超過25萬噸，居于我國海洋魚類養殖產量的首位。當年劉敏到香港學習工作時，發現大黃魚也是香港、廣東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年少時關于家鄉福建大黃魚的記憶似乎又被喚醒了。盡管彼時養殖大黃魚已經相當普遍，但長期從事魚類研究的學術敏感性還是促使她將目光投向大黃魚漁業資源恢復的課題上，由此開啟了長達15年的研究之路。

突破難點 創新結合

過去20年間，我國實施了多海域、長時間、大規模的增殖放流，建立保護區，近海全面伏季休漁制度等多項舉措，希望能使包括大黃魚在內的近海漁業資源得以恢復和保護。從成效來看，全國大黃魚的捕撈產量近十年都維持在5萬~10萬噸，僅接近歷史最高產量的25%~50%；而歷史上的大黃魚產卵場仍未再現產卵集群的現象。

為什么多年的增殖放流沒有讓大黃魚的漁業捕撈產量恢復到歷史水平？為什么大黃魚的產卵集群行為沒有再現？制定什么樣的增殖放流政策和漁業管理政策會更科學有效？……當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向劉敏提出上述問題時，她的答復是“我們缺乏基礎調查數據以及實證分析，這些問題難以回答”。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敏團隊選擇了“從生態系統角度評估有限數據管理程序的性能：中國閩江口大黃魚的案例研究”這一課題開展研究。該課題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福州市海洋與漁業局的支持。

任慶強是劉敏的博士生，也是該研究論文的第一作者。“深入了解大黃魚的生態、生物學特性和漁業資源狀況具有重要意義，這可以為大黃魚漁業資源的管理和可持續利用提供科學依據，促進漁業經濟的繁榮和可持續發展。”他認為，“生態系統模型的搭建以及適宜管理措施的評估都需要大量的實證數據支撐，開展閩江口生態系統和大黃魚種群長期綜合的調查十分必要。”

數據搜集，是本次研究的關鍵所在，也是難點所在。與目前野生大黃魚高經濟價值和高生態價值不匹配的是其漁業資源調查數據的低獲得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劉敏團隊在我省相關海域進行了長期、綜合的漁業資源調查。

寧德官井洋和閩江口這兩個海域是大黃魚研究數據的最重要來源地。以閩江口為例，劉敏團隊布設的站位覆蓋廣泛水域，搜集到了2015年到2018年四年的捕撈數據，為評估閩江口生態系統和大黃魚種群現狀提供了堅實支撐。

有了大量實時數據作研究基礎，劉敏團隊在后續研究中創新性地將生態系統模型和管理策略評估模型相結合。生態系統模型，包含了生態系統的能量流動和捕食關系、競爭關系等，可以幫助人們了解和評估不同物種之間的相互關系。管理策略評估模型，是近年來才提出的一種漁業管理決策支持工具，可以預測漁業資源的變化趨勢、漁獲量的變化以及漁業經濟效益等，能夠有效地幫助管理者和決策者制定更科學、可持續的管理策略，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健康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目前，生態系統模型已經廣泛應用于漁業資源管理，但在結合管理策略評估模型方面的研究卻非常匱乏。從這一角度來看，本次研究不僅對閩江口大黃魚資源的管理和保護具有重要的實際應用價值，而且對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兩種模型的結合，是本次研究的創新性和學術意義的重要體現。”任慶強解釋，“將兩者相結合可以進行綜合的生態系統評估，從而更好地理解和預測不同管理方案對漁業資源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制定更合理、科學的漁業管理策略。”

追求生態系統平衡

盡管是炎炎夏日，但劉敏的野外調查任務還是一個接一個。在多次協調時間后，記者近日終于來到她的辦公室采訪。

門上的海龜貼紙、形象可愛的海洋生物冰箱貼、五彩繽紛的魚兒掛畫……劉敏的辦公室仿佛一個大海洋生態系統。在采訪的全過程中，“海洋生態系統平衡”也是她反復提及的一個關鍵詞。

“大黃魚作為海洋生態系統中的關鍵物種，其生態角色對于維持海洋生態平衡至關重要。我們要充分意識到，不科學的、未做前期評估的大規模增殖放流對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穩定極為不利。”劉敏說。

大黃魚增殖放流的初衷目標是希望放流的個體在野外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期望經過數年的增殖放流努力，增加野外自然繁衍的個體數量，恢復產卵集群，從而實現可持續的漁業。劉敏說：“如果是今年放、明年捕，年年放、年年捕，那增殖放流的成效就只能體現在增加短期的漁業產量上，對于大黃魚種群的保護恢復卻收益甚微。”

在本次研究中，劉敏團隊首次評估了閩江口大黃魚的環境容納量——在不破壞生態系統平衡的前提下，閩江口生態系統所能支撐的大黃魚最大生物量。根據調研結果，近年來，閩江口大黃魚增殖放流量已經超過了該生態系統的大黃魚環境容納量，如果不降低放流量，將存在生態系統失衡的巨大風險。現在，大黃魚已經出現了基因多樣性大幅下降、捕撈到的大黃魚壽命與歷史相比大幅縮短、春季產卵期提前、秋季產卵期推遲等現象。“這可能是大黃魚為了適應過度捕撈和全球氣候變暖而作出的適應性改變。”劉敏解釋。

“放”“捕”兩難之間，追求生態系統平衡成為解答難題的“題眼”。而在《從生態系統角度評估有限數據管理程序的性能：中國閩江口大黃魚的案例研究》這篇論文中，生態系統模型和管理策略評估模型的創新性結合，正是提供了可以進行綜合生態系統評估的方法。

該研究結果顯示，閩江口生態系統對大黃魚的最大容納量為每平方公里17公斤，建議增殖放流量為每平方公里4.2公斤以獲得大黃魚種群的最大增長率和最大可持續產量；依照歷史增殖放流中大黃魚的體長數據（以幼魚為主），建議放流的幼魚數量約為163萬尾。在大量研究基礎上，論文提出，在我國目前現有的漁業管理系統下，結合降低捕撈強度、合理開展增殖放流和繼續實施禁漁期政策，對閩江口大黃魚種群的恢復將有最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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