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為給全國性競選造勢，正全力押注所謂“拜登經濟學”。為了維持美國優勢地位,“拜登經濟學”鼓勵國家產業政策、加強勞工標準、加劇大國競爭并減少經濟相互依存，實際上意味著美國戰略界和經濟思維的深刻變化。它煽動地緣經濟競爭，也給美國經濟和盟友帶來風險。

拜登就任后的主要“經濟履歷”始于2021年底《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以及之后《通脹削減法》《芯片與科學法》的立法勝利，這些涉及基建、半導體生產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資令美國產業政策回潮。以此為代表的這套被拜登政府歸納為“拜登經濟學”的操作，與減稅、減少赤字和放松管制等試圖通過充分激活市場潛能來推進增長的傳統供給側經濟學劃清界限，也標志著美國從對自由市場的忠誠到政府更頻繁干預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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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國內經濟看，“拜登經濟學”認為放松監管、削減稅收和私有化過度強調市場效率，使美國金融部門享有特權，而半導體和基礎設施等領域陷入萎縮，嚴重損害美國工業能力。國際金融危機、疫情和俄烏沖突也先后揭示出美國工業能力的脆弱性。基于此，它提倡以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應對氣候變化、重建美國工業基礎甚至“對抗中國崛起”。

從貿易領域看，“拜登經濟學”認為保護敏感行業應取代自由貿易成為美國的主要目標。特朗普政府曾針對中國征收大規模關稅，還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加征鋼鐵和鋁關稅。拜登政府非但沒有否定前任貿易政策，還放大了這些貿易政策背后的理念，對美國和全球貿易政策提出嚴重質疑。這使美國重商主義再次復蘇，美國對外關系從傳統貿易伙伴關系轉向某種新的國際經濟伙伴關系。

不過，美國歷史上的此類干預措施效果都不算好。從以往情況看，美國企業往往將更專注于游說政府而非應對市場，創新也將放緩。首先，以“拜登經濟學”這套模式補貼個別公司和行業會損害美國經濟，扭曲市場競爭，效率較高的生產商將被效率較低的生產商搶奪市場。沒有資格享受補貼的美國企業面臨更高的勞動力和供應相對成本，與受補貼行業的企業爭奪員工和客戶。

其次，以這種方式提供的補貼也給消費者造成巨大成本。由于更高效的選項被排除在外，美國消費者必須選擇購買符合某種國內成分要求的產品，在通脹仍然高企的情況下，保護主義無疑再次助長通脹。

再者，美國政府采取這類干預措施的經濟效率不佳。高盛分析預計，通過《通脹削減法》提供的補貼在十年內將耗資1.2萬億美元。對氣候變化而言，法案提供補貼帶來的政府開支超過了通過碳稅實現同等速度進展帶來的政府開支。換言之，通過補貼改變企業商業模式不如發出價格信號讓企業改變來得高效和理想。

最后，產業政策重現也使美國經濟受到政治扭曲的影響。政治關系和游說能力的重要性上升，而技術能力和效率下降。美國自身體制決定利益集團操控候選人，游說國會議員影響法案制定和修改，金錢政治和利益輸送大行其道。美國企業通常會為了得到公共資源而進行激烈的游說，并且往往導致最終政策決策標準改變，對議員政治有利的項目將優先于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的項目。

從美國國內政治看，拜登的“經濟履歷”已被通脹蒙上陰影。拜登上任之初，推動了1.9萬億美元《美國救援計劃》進而引發通脹飆升。美國公共事務研究中心民意調查顯示，2021年3月，60%美國成年人認可拜登處理經濟方式，如今該比例減少至33%，略高于3/4的人認為美國經濟狀況不佳；相比之下，特朗普在經濟政策方面的支持率比拜登高18個百分點。

另外，“拜登經濟學”宣揚的保護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也出于短期政治考量，爭取曾被特朗普牢牢吸引的民眾，但保護主義并非在美國所有地區都是政治贏家。2016年，特朗普在“鐵銹帶”工業各州贏得選舉，拜登認為民主黨不能重蹈覆轍，上任后就支持工業化和勞工就業，批評自由貿易。然而當前美國總體民調顯示，多數選民并不反對貿易。2022年蓋洛普民調顯示，61%的受訪者對促進國際貿易持支持態度。這說明多數美國人依賴出口行業工作，消費者受益于購買價格較低、質量較高的海外制成品。

從國際上看，美國就此放棄開放市場捍衛者和推動者的角色，對國際經濟議程形成負面沖擊。一方面，美國實施補貼的行為會引發其他國家效仿，或者可能遭至其他國家反制和報復。其他國家可能采用比美國更大的力度補貼國內生產者，最終結果是所有納稅人為相互抵消的政策買單。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政策將沖擊中低收入國家。美國宣揚的“友岸外包”是確保美國產業政策所帶來的經濟好處集中在美國值得信賴的盟友。這意味著世界大多數國家將需要與美國選定的“朋友”競爭，連歐洲也面臨與美國產業政策曠日持久的競爭。這種惡性競爭還會使中低收入國家的產業戰略只能淪為防御性的經濟生存措施，而不再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實際把這些國家的發展道路留給西方大國決定。（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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