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美彤

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高速增長，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7%增至14%，僅用22年（1999-2021年）。這一時間跨度與日本相近（24年，1970-1994年），但遠少于一些發達國家，如英國（45年，1930-1975年）、美國（69年，1945-2014年）、瑞典（85年，1890-1975年）、法國（115年，1865-1980年）等。快速壓縮的老齡化發展進程會削弱各項人口老齡化應對措施準備充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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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保險的可持續發展

在人口快速老齡化的進程下，養老保險的繳費水平、保障水平和可持續性之間形成不可能三角。人口老齡化加劇、經濟增速放緩，養老保險的基金收支平衡壓力增加，若要繼續維持繳費率和養老金替代率，必要時則需要增加政府財政補貼，養老金自身的可持續性維系難度增強。此外，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發展遲緩，存在嚴重的結構不平衡問題。第二支柱企業年金發展緩慢，覆蓋率有限。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起步較晚，試點推進相對緩慢。

健全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有助于養老保險可持續發展。健全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首先要引導城鄉居民積極參與第一支柱，選擇高檔次繳費標準，強化基礎保障作用。其次在第二支柱方面，鼓勵企業建立企業年金，擴大企業年金覆蓋面。最后推動第三支柱發展，發展并完善個人養老金體系，尋找合適的稅優力度，探索合適的繳費標準。總結過去在第三支柱上的試點，如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等，發現問題，完善現行制度和政策以更好滿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同時，提高對公眾的金融保險教育，加強個人的參保積極性，發揮第三支柱的補充作用。

加強老年人經濟社會參與有助于養老保險可持續發展。中國現行退休年齡仍沿用1978年的規定，男性滿60歲，女干部滿55歲，女工人滿50歲退休。然而從1978年至2022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由65.9歲提升至77.9歲，并且中國目前的退休年齡也略低于其他國家的法定退休年齡。適當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有助于加強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參與，降低老齡人口的扶養壓力，是可行的社保增收減支措施。但是也需要注意在推遲退休年齡上的靈活性。溫和的政策干預，包括逐步推進延遲退休，以及學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設置完全退休年齡（Full Retirement Age，FRA），在FRA前后對個人領取的養老金數額進行對應比例的降低或者增加，增強個人選擇延遲退休的激勵。此外，基于現行中國的退休年齡，公眾在退休時老而未衰，可以通過積極引導，搭建合適的平臺，鼓勵和支持老年人參與志愿活動或者靈活就業，降低高撫養比帶來的經濟壓力。

養老服務的供需矛盾

中國儒家傳統文化中包含“養兒防老”的理念，子女為老年的父母提供經濟支持、情感支持以及生活照顧。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家庭規模逐漸縮小，加之老齡化和少子化的社會背景，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難以為繼。截至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平均家庭戶規模為2.62人，降至3人以下，家庭養老功能逐步弱化，養老服務需求上升。而與之相對的養老服務供給卻存在不足。養老普惠服務提供不足，居家養老服務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專業人才短缺，服務的專業素養不充分，難以滿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緩解養老服務的供需矛盾。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加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更高的健康水平使得個人有更高的勞動效率，能夠支持其在老年階段的工作強度，尤其是在農村地區，靈活就業者、農民等職業本身并沒有明確的退休年齡。健康的提升也能夠降低老年人對于養老照護的需求，更好的健康水平使得老年人有能力生活自理，降低了對于家庭內部或者社會撫養和照料的壓力。因此，應當統籌養老和健康服務，實現醫養結合發展。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服務，拓寬老年人獲取健康知識和健康服務的渠道，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積極預防老年疾病，落實老年疾病的評估和診治。

供需兩側推進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有助于緩解養老服務的供需矛盾。從供給側角度來說，我國長期護理保險仍然處于初步階段，難以形成規模效應。應該有針對性地加強護理服務產業建設，填補照護人員缺口，提升照護人員的專業素質。護理服務產業的有效發展能進一步促進長期護理保險的穩步推進，實現正向循環。從需求側來說，家庭中失能人員的出現會降低家庭的勞動市場參與并增加照護服務需求，參與長期護理保險有助于降低家庭因成員失能而造成的經濟風險，并平滑各期消費。因此，應當完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鼓勵商業長期護理保險開展，同時也需要加大對長護險的宣傳教育，使得居民意識到未來對護理的需要并完善個人規劃。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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